寻找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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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1年5月6日《浙江日报》
  20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穿过云和镇新民路,光溜溜的鹅卵石路,鱼鳞一样整齐的墙基,波浪一般延伸的马头墙,夜灯莲花一般在老街两侧渐次点亮,映照出老街挤挤挨挨的轮廓。那个夜幕下的新民路刺绣一般摊开在我的记忆中。
  不曾想,自己就在那次不经意地溜达中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过失。
  回归辛亥,一张张光复会领袖熟悉的面孔浮现出来: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而魏兰那张圆润的脸依旧隐在黑暗中不知所踪。不久前,我沿着山阴道走过一处处光复会领袖的故居,完全是被一股情绪推搡着,一定要去寻访魏兰。
  同样是一个傍晚,依旧是沿着当年的线路由东向西穿行,逼仄的新民路是魏兰回家的路。走了不久,一条敞亮的马路突然就横亘在眼前,仿佛在夜幕中猛地遭遇一道强光,让我不知所措。从资料上看,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的魏兰故居位于云和镇新民路51~52号,3进的大屋,由大夫第、植桂书屋、后花园等建筑组成,可眼前这一切早已瓦解。听街坊说,魏兰故居正好处在新民路和新建路的交叉路口,前些年拆了。
  当年,陶成章从绍兴赶到云和,也应该是乘着这样的夜色,敲响魏兰故居门上的铁环吧,火红的灯笼下两双宽大的手紧紧地拽在一起。更多时候,革命志士们掩着眼脸,带着一丝警惕,在大屋的某一扇门后张望了一眼便不见了。他们在大屋某一间狭小的密室中低声地密谋着,压抑的嗓音弹射在墙壁上产生了共鸣箱一样的效果。我跑了远路而来,很想聆听一下来自百年前的声音,可惜故居已经荡然无存。想起20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分明是路过了魏兰故居,那时候并不知道魏兰,叹自己年少无知,失去了与魏兰相遇的机遇。
  魏兰身背辛亥先驱、光复会创始人的光环,荡尽祖业参加革命,两渡日本,南历爪哇,西达长江源头,北上燕山之巅,历尽千难万险,兴办学校,开创实业,为振兴中华而鞠躬尽瘁。慨叹年华易失,书写一个缺乏实物遗存的先贤,简直如同盲人摸象,我又能到哪里寻觅魏兰呢?我能够到何处追踪国士走过的足音呢?
  在魏兰孙子魏裕安老先生家,他打开了一只龟裂的皮箱,小心翼翼地揭开红色的绸布,仿佛一团红色的火焰在燃烧,焰心处浮现出一张魏兰的照片。那张来自一百多年前的照片虽然已经落满斑点,依旧掩盖不住主人的虎虎生气,魏兰身着中山装,留着齐整短发,浓眉大眼,眸子里聚满居傲和不服。一股烈士之风从照片上站立起来,让人模糊了时间的界限。
  二

  隔开百年,魏兰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或者说小地方中的大人物,关于他的记载是零星的,他的事迹如同断了线的珍珠链,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去追踪蹑迹,去连缀他在历史中的走向。
  魏兰(1866—1928),字石生,号浮云先生,出生于浙江云和县城。年少的魏兰有着一股叛逆之气,厌倦四书五经,喜读历史军事,抱有一颗大济于苍生的雄心。父亲对儿子的忤逆行为十分气愤,经常责罚魏兰。十九岁那年,魏兰被父亲逼着参加府考,他甚至都不看一眼考题,咬着笔管趴在考桌上发呆,临到交卷的钟声敲响,他挥笔在试卷上草草画了一幅云和县地图。考官也算是魏兰的知音,或许认为魏兰有立足云和放眼中华的志气,大笔一挥,魏兰就破格录取为秀才。这是魏兰的第一次人生考试,考得名声蓬顶,一时在处州成为美谈。
  魏兰很早就接触了进步的革命书籍,常与人纵谈天下大事,猛烈抨击时事。他的心灵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呼唤,他要与这个浊世抗争。魏兰崇尚岳飞、于谦那样的民族英雄,期待有一天能够和他们一样舍生取义,而不是苟活于乱世。父亲对这个孩子没少操心,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祖辈入仕的魏氏家族来说,魏兰的确有些形骸,书香门第的家族居然出现了一个****的叛逆,这是要背负着杀头抄家的巨大风险的。魏家很快为魏兰找了一门亲事以安定他的心思,魏兰痛快地答应了,其实他另有打算,分的家产划归名下,从此有了自主支配家产的权利,随时可以变卖家产以资革命经费。
  1902年,是魏兰真正步入革命阵营的第一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为名建立革命据点,魏兰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1904年,魏兰留学日本归来后,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一起创立了光复会。以后又筹建了东京分会,1910年光复会重建,他担任南洋总部执行员。从创立光复会这一刻起,他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走上了一条惊心动魄的革命道路,他的名字和光复会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他成了光复会历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翻开魏兰的家书,一张张发黄的扉页详细地记叙了他串联鼓动革命的过程。渐渐地,眼前浮现出一个身材矮小,却很壮实的魏兰,有时他扛着书箱打扮成教书先生,有时候他一副商人的行头,甚至是风水先生或者衣裳褴褛的脚夫,这注定是一次次风沙弥漫的险途,他不知道脚下的路有多坎坷,不知是否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过动摇。有时一天奔走数十里地,风餐露宿,每到一地便慷慨陈词地演说,晓知民众反清大义,大力鼓吹共和。魏兰每到一地便详细调查山川地理、清军部署、贫富结构、钱粮状况等等,一一造册登录,为以后的光复大计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调查的同时,魏兰四处分发《革命军》、《浙江潮》、《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浙南一带革命喧嚣顿起,反清思潮渐渐深入人心,处州成为绍兴以外又一个革命堡垒。
  魏兰并非只擅长玄言清谈之功,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纵观魏兰,他的主要功绩在于联络和团结分布在浙江各地大大小小的会党,为日后辛亥革命聚集了武装力量。他和陶成章的组合,仿佛就是木建筑中的隼铆结构,他们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成为生死之交。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足迹踏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深入城镇乡村、田间地头、啸聚的山林、甚至监狱,反复接洽撮合。经过陶成章、魏兰等人的奔走联络,白布会、双龙会、龙华会、伏虎会、平阳党等会党排除门户偏见,统一意识形态,认清形势,听从调遣,在浙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排满反清的战略同盟。
  1904年,光复会拟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节在长沙发动双十起义,陶成章、魏兰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策划人,他们联络龙华会、双龙会等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响应,计划先攻占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北出安徽图谋南京,南下衢州占领江西。但是,黄兴很快在长沙失利,双龙会首领王金宝被叛徒程象明出卖在处州就义。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那个节点的很多仁人志士选择了隐蔽,魏兰不屈服于当局的恫吓与淫威,继续行走在风口浪尖,从事着反清斗争。
  魏兰在建立革命阵线同时,积极调动浙南山区的畲民的革命热情,深入畲族村落宣传革命道理,并写成了反映畲民风情的著作《畲客风俗》。该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畲族风俗。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魏兰是第一个用现代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畲族的人(《魏兰年谱》魏裕安著)。
  魏兰密集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官府的密切注视,一方面魏兰要躲避官府的追捕,一方面受光复会派遣到南洋筹募资金,动员南洋的爱国华侨参加革命。时间到了1906年夏,魏兰携妻子何莲卿等人远走到了南洋诸岛,一边教书一边筹集资金。当时国内一些遭到通缉和身份暴露的革命党人避难到瓜哇,魏兰一一收留他们,带领他们在南洋办学办报扩大革命影响。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准确统计魏兰为了革命一共筹集了多少经费,至少他自己家财毁尽,在南洋的收入一万多银圆全部资助革命。
  随着徐锡麟、秋瑾等人遇难,国内革命形势越来越颓败,南洋的斗争地位越发重要起来。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度过了6年颠沛流离生活的魏兰才得以重返祖国。
  三
  1904年,江南一带的革命形势陷入低潮。这年3月,魏兰变卖家产,筹办“云和先志学堂”,陶成章以教员身份在学堂任教。魏兰以办学校掩护革命,一边筹集革命经费。
  先志学堂成为浙江第一所联络会党和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魏兰与浙江革命党》魏跃华著),为以后开办大通学堂等革命学校积累经验。一时间,处州各地志士纷纷云集,隆盛一时,学堂灌输革命思想,培养了许绍南、叶仰高、张庆祥等革命志士。魏兰本人大力崇尚暗杀,他在学堂内制作炸弹,秘密收藏武器,学员学习军事技能,按照军事体制进行编练,积极准备起义。
  整个辛亥年,在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先志学堂学员的身影,他们在攻克上海、光复浙江、夺取金陵的数次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在最惨烈的天堡城战斗中,光是敢死队队员居然有数十位先志学员之多,叶仰高烈士更是高居浙军纪功塔的第一位。他们呼喊的云和话成了冲锋号,前赴后继地涌向天堡城!浙江边陲的云和县当时的总人口大概不到三万人,除去妇孺老幼,每一百个成年云和男子中就有一人拿起武器,冲锋在辛亥革命的最前线。若以人口百分比来计算,云和绝对是辛亥革命参战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这真让人感慨万分!这与魏兰的事功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家族的很多成员一起带到了革命阵营,他的革命思想在浙西南的热播,炽热的锋芒就像烈焰一般地滚过干烈的林木,在浙西南燃起了燎原的山火。
  云和毕竟在浙江西南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先志学堂作为革命的指挥中枢存在先天缺陷。1905年,魏兰出任嘉兴温台处会馆总理,负责浙江会党事物,他将反清大本营迁至此,温台处会馆培植了大批的革命骨干,由此波及到全省,斗争局面日盛一日。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大都是绍兴人,会党也以绍兴人居多,绍兴有着肥沃的革命土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魏兰将先志学堂和温台处会馆全部家当带到了绍兴大通学堂,协助陶成章、徐锡麟办学。
  经过累次革命失败,魏兰认识到没有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无法推翻满清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魏兰先后创办了“利用实业织布学堂”、“云和习艺所”,他一边办实业积蓄经费,一边联络会党和培养革命骨干,网络军事人才,为光复会推荐了大批的会员,为日后的革命力量作了充足的储备。
  辛亥革命之后,魏兰先后就任浙江临时政府参议员、都督府上校参谋长、永康知事、武康知事、长兴知事、上海铁路南站税务局长。袁世凯复辟,魏兰以“救国储金团”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联合会,积极参加讨袁运动。
  与同时代的很多辛亥元勋相比,魏兰在政坛上的表现太让人意外,党人官职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小,低调地在一个个昔日的下属、学生手下有滋有味地打理事物。我忍不住想扣问他:“魏公啊魏公,凭借你在光复会的地位和浙江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在政坛上追逐高位,哪怕就是半推半就也能捞个肥缺,许多党人不就是借着革命飞黄腾达的吗?是不是想起光复会功成身退的誓言,一激动就视名利如粪土了呢?”或者是魏兰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奋斗的理想是冲突的,做个地方官造福一方远比身陷是非旋涡来得实在。
  晚年的魏兰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家乡建设事业上来,创办了云和中学,在云和、景宁开办“定兴”花边厂,在他大力的倡议下修建了云和白水堤,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教育、农业、工商业,成为造福地方的贤达。这是魏兰的人生最后一次考试,答案就存放在云和百姓的心中,他的品德至今还是那样地扣动后世的心弦。
  四
  在魏裕安家,我见到了魏兰的遗物,发黄的照片,信札,书籍,杂碎物件。灯光下,墨迹在黯淡的纸张间渐渐明亮起来,文物的主人仿佛复活了,他就那么亲近地坐在对面,有着魏裕安一般和蔼的笑容。
  我感受到了文物的冲力,试图用自己的笔去追逐着他的内心,写亮他的灵魂。
  晚清最后几十年,国家越来越衰败,民族政策空前高压,魏兰身上拥有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良心反复撕咬他,日日不得安心,他推开书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魏兰性格中的刚烈体现出一个文人的铮铮侠骨,他敢于用自己的铁肩担当济世的社会责任。经过传统儒家教育和留学日本的栉沐,两者相互激荡,于是开出了鲜艳的辛亥奇葩,使得他在革命求索的路上,拥有了超越恐惧的可能,有着藐视死亡的底气。
  当我从资料中掩卷抬头,很难理解,魏兰家族在当地是个名门望族,拥有殷实的家底,祖辈深受朝廷隆恩,魏兰世袭云骑尉的官职,一手捧着生活的金饭碗一手端着工作的铁饭碗,魏家是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很难想象这样的官绅子弟会提头上阵闹革命。魏兰孑然一身踏上了吉凶未卜的革命道路,他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祖居,以及襁褓中粉嫩的孩子,他怎么不留恋这一切呢?
  在辛亥革命中,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抓住了历史机遇,引刀成一快而青史留名,比如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革命者需要慷慨赴死,更需要勇敢地存活下去,魏兰的存活最大可能地唤醒普通群众的良知,这是他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在他留下的诗稿和信札中不难看出,其实他并不惧怕杀身成仁,只是一次次逃脱了朝廷的通缉和追捕,侥幸地存活下来。尽管史料中少有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那些丝丝入扣的环节,那些惊心动魄的遭遇。魏兰以个人的力量和封建这垛墙死扛着,紧接着大声疾呼,煽动更多的仁人志士上阵推墙,我甚至可以听到墙体移动发出的嘎嘎声响,清朝这垛烂泥墙正是在千千万万魏兰们的推搡下轰然倒塌。
  在光复会历史上,魏兰功绩显著,历史对待魏兰却是吝啬的,他几乎被遗忘了。一个人是否被历史铭记,不完全归功于他的作为,更要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观,我们更需要史诗一般的英雄人物,而不是背后默默运作的推手。作为陶成章亲密的助手,魏兰一直掩盖在领导的光环下,由于魏兰重于事功,一直从事宣传发动和后勤保障工作,没有一战定江山的机会,故他的政治作用和贡献被远远低估了,也是今天魏兰名声不甚响亮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城郭荒废、尸骸遍野、血流成河,千万颗人头在闪闪的刀光下纷纷滚落。魏兰在大变局中幸免于难,那么多和他同时期开放的辛亥之花凋谢了,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吕逢樵、尹志锐、王金宝等等,他们的死从那个阴郁时间段迸现出来,犹如一支利箭射向魏兰的心里。魏兰掩饰不住内心的伤痛,情不能抑,先后写成了《陶焕卿行述》《吕逢樵略传》《周华昌略传》《张恭略传》,修订了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大把的热泪凝结成情殷意拳的文字,祭奠着昔日的亲密战友。这些文章都成了研究辛亥先烈珍贵的档案。
  魏兰背有多重身份,光复会领导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作家、诗人、画家和教育家,著有《浮云集》《魏氏诗稿》《畲客风俗》《似我居记》等,在上海铁路南站税务局长期间,写下了《中国铁路现状》一书,对研究中国铁路发展起到了开山作用。我在魏裕安老先生家还目睹了魏兰编写的《算学易知》、《图画易知》和《稻草制纸新法》等教育书籍,这些书籍是他结合中国的教育现状而精心编撰的,成为当时许多学堂的读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
  辛亥百年的脚步步步临近,褪去烟火的魏兰成了一名辛亥过客。他的真迹和事迹排挤到了历史的荒僻处,成了魏氏后人一张张珍藏的旧纸,成了他们舌尖上温暖的话题。以至于我去寻访魏裕安老先生时,老人家显得有些局促,疑虑的目光在镜片后不停地闪动着。
  大部分时候,魏兰真的只是在灯火阑珊处影影绰绰,但是他在历史下的人格魅力却清晰地显现出来,他的责任、大气、淡泊、正义、凛然、阳刚、不屈、奋斗,没有随着历史而消解,反而更加凸显。他的道德尺度在众多的辛亥人物中获得了后人极大的认同。
  听魏裕安说,南山上还保留着魏兰的墓地,我急忙赶往魏兰墓地拜谒。登上南山,经人指点,很快就寻到了魏兰的墓地。墓园敞阔,正面一方高一米宽两米的墓碑,“先父魏兰之墓”几个大字逼视过来,我的心脏猛地剧烈搏动起来,有了旧友相见一般地激动。墓地四周竹林像一扇虚掩的门,魏兰被遮蔽得如同失去的岁月一样,难以回遡到往日的峥嵘。墓地寂静的可怕,我和魏兰安静地互视着,时间成为拒绝我们交往的密码。
  魏兰曾经说过,他最大的愿望不是革命,而是归隐,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我突然对他有了惺惺相吸的感觉,我甚至可以触摸到他骨血里的孤独与忧郁,聆听到灵魂的悸动和惊栗。但是,在指点江山之前,魏兰真会这样想的吗?或许答案是相反的,或许是我小处着眼了。
  2011年5月6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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