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经济

编辑:拈花微笑    来源:畲族门户网    时间:2017-08-30 16:52:11    点击量:

试述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经济

李 杰   李倩

 

摘  要:明清时期,大批畲民从闽粤赣边区徙居闽东、浙南地区,经过他们的辛勤垦辟,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其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并促使了该地区经济结构改变,民族融合。本文将从明清时期畲区经济类型、经济结构方式等入手,对这一时期畲族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历史考察,并揭示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明清时期、畲族、经济

 

明清时期,畲族人民从原居地闽、粤、赣三省边区向闽东、浙南等地流徙。畲民的流徙不仅使其由一个聚居民族变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大大增加了与汉族的经济联系,其社会经济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本文拟从明清时期畲区经济类型、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等入手,对这一时期畲区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及其主要特征谈一些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招民垦荒的重农措施与畲区农业的发展

史载,入明以来,朝廷以“招集流亡,劝农兴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绩标准,并颁布法令,着重垦荒,《明会典》卷17《户部·田土》载:“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同时减轻赋税。《闽书》卷39《版籍志》载:“皇朝洪武初,籍天下田地山林池塘海荡之名数,分官民二等,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并废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一举措不仅吸引广大农民投入垦荒,有利于恢复明初凋敝的社会经济,更促使畲民所居深山旷野得到进一步开垦,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4引《漳浦志》说:“今深山中巅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

清顺治初年,制定了一系列招民垦荒办法,据《东华录》卷12中所载之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并以招徕人民垦荒的多少作为地方官黜陟的标准,这使得流浪山区、寻找机会垦种的广大畲民即刻成为当地官府招徕的对象。云和《汝南蓝氏宗谱》载:“以国初兵燹后,田地荒芜至数万顷之□(多),田粮三分不征一,有周太守出示招募,于是蓝雷钟等新畲民入境,垦复田土”,反映了此时大批畲民迁入闽东、浙南山区进行垦种的情况。可见,明清时期大量畲民迁入闽东、浙南地区,形成新的聚居区,是与明清政府实行的“招民垦荒”政策密切相关的。此外,还有少数畲民又从浙南迁至浙西北乃至皖南宁国等地定居。至清代,浙江全省已有十八个县或多或少地有畲民在那里开山垦荒,从事农业劳动。

畲族本是一个“力本务农”的民族,大批畲民迁入闽东、浙南山区,并逐渐定居下来。在迁移时他们随身携带农具,个别的还带有牲口,“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凡山间荒地“皆治为垄亩”[1],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成为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对土地进行改良。担熟土拌客土,增加土地的肥力;烧草木灰肥田,割青蒿为肥料,或者施用栏肥,就地取料,效果甚好。经过多少代人的辛勤垦植,终于将荒山秃岭变为良田。勤劳朴实的畲民定居山区,“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以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2]。“茅居偏向垄头结,佃种无辞荒处开”[3]的畲民,正是霸占大片荒山僻坡,又苦于无人佃种的闽东、浙南地区地主阶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垦种队。云和《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了畲民迁入以后劳动情景和山区面貌的变化,“……蓝雷种等新畲民入境,垦复田土,粮增收过半,各姓先人,辟草莱充府库,不少功力于括苍也”。《遂昌县志》称:“吾乡佃作黎(畲民),强半属畲客,……岩栖亘茅舍,火耕属刂         秀陌”。山间秀陌的出现,粮食产量的提高,这正是畲民在那里辛勤耕耘的结果。

有些地方志中特别提到畲族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如《处州府志·艺文志》称:“所谓畲客者,十县皆有之,盖佃作之氓也,男女皆力穑……”。《龙游县志·地理志·风俗》则曰:“其出而作,男女必偕,皆负耒负薪于青障绿野间”。王虞辅说:“无论男女,黎明即起,早饭后携其工具或背其婴孩赴田间工作,或入山砍柴、采茶、挑担、拔草。妇女之耐劳,尤胜男子”[4]。可见,畲族妇女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一个重视农业生产的民族,有六七万人迁入闽东、浙南地区,对当地凋敝的山区经济无疑起了很大的复苏作用。清人王士钦《云和县志》卷15《风俗门·畲民》说:“耕耨佃田,咸籍其力”;《景宁县志》认为,畲民“耕耨之外,无余技”。在迁入闽东、浙南后的一二百年间,畲族开发、发展山区经济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据浙江省丽水县解放初期的统计,畲民在丽水县山间垦种的土地竟达一万多亩[5]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使畲民的农作物产量有较大提高,当时,畲区稻谷产量已达到亩产200—300斤[6],农作物品种也大都与当地汉区相一致,稻谷类在闽东畲区有师姑早、大早、小早、无芒秫、麻子秫等。福宁府地区有一种“山稻”,种于山上旱地,一年两熟[7]。同时畲民还利用山区缺少水源的旱地种植蕃薯、芋等杂粮。据乾隆《潮州府志·风俗志》所说,“近山之地辄种薯芋,名曰‘开畲’”。史载,蕃薯是明万历年间从吕宋传入福建的,由于它具有产量高、生长能力强等特点,故在我国东南丘陵地区推广很快,并成为许多地区农民的主粮。道光《福建通志》卷52《清朝蠲赈》载:福清土壤多沙碛,则半种地瓜(即指蕃薯——笔者),以资食用。乾隆《龙岩州志》卷7《风俗》载:龙岩旱田不能种晚稻,或改种蕃薯与杂粮。嘉庆《同安县志》卷14《物产》说,蕃薯“遍地皆种,比户皆食,且以此物之盛衰,卜年岁之丰歉”。乾隆《德化县志》说,本县“产谷,仅资民食什之六,迩来栽种地瓜,蔓延陵阜,又勤于种麦,可补民食什之二”。“漳泉各处,富室大家,亦皆以薯和米炊,日供一餐。又或酿为酒,名‘地瓜烧’;或切为丝,名地瓜丝……”[8]。齐召南《温州府志》卷15《物产》说,温州蕃薯从福建传来,温属各县都有,1594年,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曾下令各地种植[9]。广大贫苦畲民尤其以蕃薯为主粮。张景祁《福安县志》卷7《物产》载:“邑土坟衍,绮脉交错,禾黍菽麦之属,盈于原隰。其山田硗确,畲者番种薯蓣,以佐粮食,畲民尤利赖焉”。直至解放前,许多畲民仍然过着“火笼当棉袄,辣椒当油炒。火篾当灯草,蕃薯丝吃到老”[10]的悲惨生活。

二、副业生产发展与畲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由于山区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畲族山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生产水平比平坝地区落后得多,这样,畲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就不足以维持其生计。因此,畲民都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副业生产,这是广大畲区普遍的现象。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畲民的副业生产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种菰(菇)。关于香菰,康熙《松溪县志》卷6《食货志》云:“香蕈,近多异地人来种”。乾隆《古田县志》卷2《物产志》载:“香菰系他郡人来,租山伐木造出者”。所谓异地或他郡人,究竟从何处入闽?民国《建瓯县志》说,建瓯“香菰,向系浙江庆元、龙泉、景宁三县人营业。十月(农历)方来,次年三月回来。……大年产额万余斤,小年七八千斤”[11]。民国《沙县志》卷8《实业》载:“每年秋末,浙人鱼贯而来,散处各乡,设厂制焙,干后发商贩卖”。可见,种菰技术是浙东人民的发明。齐召南《温州府志》卷15《志物产菰类》引《山蔬谱》云:“永嘉人以霉月(按:指梅雨节)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俗名香菰”。潘绍诒《处州府志》卷4《志风土》曰:“行商,以种蕈(菰)为业”。民国《建阳县志》卷4载:造菰之树,仅有数种,将树砍倒,以斧馋树皮,令水由斧痕浸入。次年冬春间开衣而菰生,三四年大熟。嘉庆《南平县志》说:“入山种菰,土人畏其寂寞艰险,强半由汀人和菰客担任”。史载,香菇更是畲族山区的一大特产,广大畲民都普遍种植。例如,福建的兴化、永春、漳平等地畲民在深山中砍倒楠木,让雨雪滋冻即生香菇。郑一崧说:“香蕈:本草木生为蕈,地生为菌。香蕈是畲人砍倒楠树在地而生”[12]。今浙江龙泉、庆元、景宁三县,早在八百多年前就开始栽培香菇。传说明太祖奠都金陵,久旱祈雨,素食乏味,军师刘伯温乘间进献香菇,太祖啖之甚喜,令每年进贡,香菇遂被列为宫廷菜谱。刘伯温顾念香菇产地田少山多,人民生活困苦,还曾奏准以种香菇为龙、庆、景三县菇民的专利。明清时期,浙江畲民的香菇通过商贩远销至广东、江西、四川和陕西等地。

第二,种菁。蓝靛,又叫青靛,畲民俗称“种菁”,在畲区有很长的种植历史。明弘治以前,从闽西、闽南一带迁到闽东去的畲民,就因种菁被称为“菁客”[13];进入浙南的畲民,由于搭寮垦荒种菁,被称为“菁寮”[14]。乾隆《宁德县志》卷1《物产》载:大菁制为靛,可以染。邑以靛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相传,福建福鼎县太姥山是古时候太姥种蓝的地方,清初福宁知府李拔曾作诗云:“兰溪胜迹古流传,染就轻盈叠翠烟;试看年来秋水碧,混同莫辨蔚蓝天”[15]。可见,明清时期,种菁不仅在畲区很普遍,而且菁的质量比较好。

第三,种茶。茶叶在畲区种植很普遍,畲民有“无园不整茶”的说法,并且还出产一些名茶。乾隆《福宁府志·物产志》载闽东名茶,福鼎有白琳,福安有松萝,以宁德的支提为最。此外,“白毛尖”、“红茶”等,均享有盛名。尤其是“武夷茶”,宋代就被列为贡品。范仲淹所作《茶叶歌》称:“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纵古栽”[16]。元大德六年(1302年),朝廷在武夷山九曲溪第四曲的一片依山傍水的平地,还设置了“御茶园”,专门负责贡茶的管理与采制[17]。彭光斗(乾隆时人,曾任福建永安知县)《闽琐记》曰:“武夷山遍地产茶,近因采买过广,所产不足供天下之需。于是富商黠贾,运他郡茗芽,赴武夷制造,以假混真,而武夷遂有名无实”。浙江名茶“惠明茶”,相传是当年随惠明和尚迁入浙江景宁的第一批畲民和惠明一起种植的,“惠明茶”因清香醇冽而闻名遐迩,明清时代地方政府曾作为贡品献给皇帝。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惠明茶还获得了金质奖章,因而又被称为“金奖惠明茶”。

第四,狩猎。明清时期,狩猎是闽东、浙南地区畲族的一项主要副业,它既可增加收入,又可保护庄稼和牲畜安全。由于山区野兽多,畲民外出时常挟带弓矢。长期的狩猎生活,使畲民的狩猎技术十分娴熟,畲民“精射猎,以药注弩矢,着禽兽立毙”。“……豺豹虎兕间其境,群相喜谓‘野菜来’,操弩矢往,不逾时,手拽以归”[18]。闽东畲族,凡客至,即外出猎“野菜”,旋即可得。他们的狩猎技术从小培养,“虽幼小,能操弓药矢,不惧猛兽,善其性也”[19]

畲民的狩猎方式一般是集体围猎,其狩猎方法依动物的种类而有不同的工具,如捕猎大野兽,即使用敷有毒药的驽矢射击[20],福安畲区出产一种叫“草乌”的毒草,据说用此草捣汁敷箭,射虎立毙;有的则设“笊”(一种囚笼,类似竹吊)或设陷阱捕猎大野兽。而捕猎山禽走兽则通常用鸟枪。谢肇浙在《五杂俎》中说:“云闻有咒术,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为吾致兽,仍设阱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餍其欲而后已”。这并非咒术,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高超的狩猎技术和丰富的狩猎经验。史载,明万历年间,罗源县曾发生群虎伤人,知县便令畲民消除虎患。“(万历)三十九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督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患方息”[21]

畲民的狩猎习惯还可以从其舞蹈中体现出来。在畲民的祭祀活动中有一种猎步舞,郑小瑛等作的《畲族文艺调查》称之为“猎捕舞”[22]。有些地方的畲民甚至有一整套狩猎的宗教仪式。他们出猎前要拜“猎神”,由猎人持香火,叩头三拜,祈祷:“弟子上山,铳头落火,铳尾得财”。并朝天鸣放一枪,才开始分猎物。

畲民有一些狩猎禁忌,如在出猎过程中只能说吉利话;各种狩猎工具不允许任何人垫坐、跨越,尤其不得让寡妇触摸,意为“不得污秽”,否则打不到猎物,等等。

在猎物分配上,畲族保留有传统习惯:即凡射中大野兽,开第一枪击中者,可分兽头或兽皮;补第二枪者,割兽颈,剩下的部分大家平均分配,没有老幼或功劳大小之分,凡是小猎物,就烧熟后让大家都尝一尝。

第五,采薪及饲养家禽家畜。山区盛产柴草,这是平坝地区所缺乏的燃料。于是,凡有圩日,畲族妇女就担柴上市场出售,然后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有的畲民甚至以采薪为主要经济来源,如闽东福鼎县太姥山一带的畲民,有些就“樵苏为生”[23]。清初,福州府属罗源县畲民也“力作采薪捕渔,以供食用”[24]。畲民中还有饲养家禽家畜的情况,但由于饲料来源极其有限,家畜的饲养一般只局限于条件稍好的畲区。

第六,绩麻、纺纱、织布、编织箩筐、斗笠等。用自种苎麻剖成麻丝、捻成麻绩,用于织麻布或绞麻线,并备有竹编麻篮专装麻纪。畲民所穿土棉布、苎(麻)布、土丝布,大多自备木制织布机(畲民自称暖锯),自织自用,还用土织布机织宽幅土布带和土丝带、麻围裙、面巾、彩色笄帕等。畲民大多利用竹编制竹货,其中最突出的是编制斗笠。斗笠是畲民劳动时既可遮雨,又可遮阳的必备用具。此外还编制竹席、畚箕、扎扫帚等工艺。这些手工业都在农闲时进行,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尚未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畲民从事这些手工业,绝大多数是为了自己消费,只有极少部分出售或直接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换回自己所需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正因为畲族的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所以抑制了畲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畲族经济的主导地位。

此外,有些畲民还养鱼、养蜂酿蜜等,可见其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反映出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畲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本状况。

三、结  语

通过上述对明清时期畲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畲族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几个特点:

(一)从经济类型、经济结构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首先,山地经济是其一贯的经济类型。从闽粤赣边区到闽北、闽东、浙南地区,再到赣东、皖南地区,广大畲民始终以山区为归宿,从事着一种有别于平原、草原经济的山地经济。由于山区所具有的相对封闭的特点阻碍了它与平原发达农业地区的交流,故畲族的山地经济一般比较落后。其次,畲族是以山区农业为基础,以山区手工业、副业为重要补充的经济结构。从隋唐时期的狩猎业到两宋时期零星的竹编业、经济作物种植业;从元代较为普遍的自给性经济作物种植业到明清时期商业性种植业、制造业和矿业的出现,手工业和副业在畲族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始终未能动摇山区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三,游耕式农业长期存在。畲族的历史是一部四处迁徙的历史。从早期以刀耕火种为目的的本聚居区内部的流动,到以逃避封建赋役为目的的大规模外迁,畲族人民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游耕农业生活历程。直到清中、后叶,广大畲民才得以全部定居下来,从事其稳定的农耕生活。畲族的这种游耕式农业在其经济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由于其游耕是伴随“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而产生的,故它对山区自然资源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二是由于其游耕是伴随着畲民的大规模外迁而进行的,而畲族的外迁大都要经过农业经济发达的汉区,故它有利于畲族吸收汉族先进的农业文明。三是由于游耕农业所具有的漂流不定的特点,使广大畲民不利于积累其农业生产经验,这无疑又阻碍了其农业文明的进步。其四,畲族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畲族既具有已体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发达的社会经济,又具有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封建自然经济,还有直至解放前尚保留着“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落后的原始经济。

(二)畲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加速民族融合并促使该地区经济结构改变。大批畲族人民移居到闽东、浙南,经过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生产、生活大都与居住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差异不大。农业方面,畲民大多习于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普遍用上了犁、锄、柴刀、镰刀等铁质农具,临海边的地区,有些还使用水车;在耕作方法上普遍使用中耕、锄草、施肥、灌溉等,使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手工业方面,畲民妇女编织的织花带(用自养自缫的土蚕丝绞成丝线,再用染料染色)、织布(麻布、土丝布)、斗笠(制作斗笠的竹篾细度还不到0.1公分,精致美观)、草席、宽幅丝带等,色彩鲜艳,美观适用,深得汉族地区人们喜爱而争相购买。副业生产种类繁多,有香菇、茶、中草药材、淀粉类、纤维类、油料和果类等。汉族商人把内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等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供给畲族人民,又从畲族人民那里换回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等。诚如《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所云:不少畲民被雇佣“开矿取银”,或下海“种蕃”。据《长汀县志·风俗》载:“其有田产者亦必输粮而给官差,此以观圣朝治化之隆,虽峒徭亦无异于乡里中编氓”。与此同时,汉民亦大量迁入。明清时期畲汉民族间通过各种渠道,这就是既通过了明、清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斗争的形式,同时也通过民族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形式,而达到畲族地区经济结构改变,各民族间相互接近,相互融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6][17]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徒》,《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2][4]王虞辅:《平阳畲族调查记》,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民国二十三年。

[3]褚成允:《遂昌县志》卷11《畲民附》。

[5][6]吕锡生:《明清时期畲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7]乾隆《福宁府志》卷12《风俗》。

[8]施鸿保:《闽杂记》卷10。

[9]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10]《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11]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食品类》。

[12]郑一崧:《永春州志》卷7《风土志》,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13]王应山:《闽大记》卷11。

[14]《思文大记》卷6载《虎口余生记》第14册。

[15][23]乾隆《福宁府志》卷4《福鼎山川》。

[18]邓光瀛:《长汀县志》卷35《杂录》。

[19][21]林春溥:《罗源县志》卷30《杂识》;卷29《祥异》道光。

[20]张景祁:《福安县志》卷7《物产》。

[22]郑小瑛等:《畲族文艺调查》,载《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24]傅恒:《皇清职贡图》卷3。

 

作者单位:

李 杰: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 倩: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研究员  武汉  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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